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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珮春和關(guān)愚謙在國慶招待會上
作者高關(guān)中（漢堡）2016/6/29 不久前歐華文學會首屆國際高端論壇在捷克首都布拉格舉行，我參加了。中國華文文學學會會長王列耀教授在會上致辭時談到華文文學邊界的問題：華文作品不限于華人作者，非華裔的外國人如果用華文寫作，也應(yīng)該納入華文文學研究的范疇。王教授舉了一個例子就是德國人海珮春（Petra Häring-Kuan，中文報章上有時也寫成海佩春），她的中文著作《德國媳婦中國家》，不僅在中國廣受歡迎，而且已進入海內(nèi)外華文文學研究者的視野。 海珮春，德國很多華人都熟悉！她是著名作家關(guān)愚謙教授的夫人，溫文爾雅，賢惠善良，為人低調(diào)。也許是關(guān)教授太出名了，籠罩在關(guān)老師的光環(huán)下，珮春本人的成就反而被忽視。為此我感到有必要撰文向讀者介紹一下她的人生，討論一下她的著作《德國媳婦中國家》，敘述她的勞績，特別是在中德文化交流方面所做的貢獻。 熱愛中國文化 海珮春來自巴德奧德斯洛（Bad Oldesloe），這是一個北德小城，在漢堡和呂貝克的中間。她的父親曾任銀行總監(jiān)，家中滿是藏書，海珮春從小就喜歡閱讀，整日書不離手，打下了扎實的文學根底。 上世紀70年代初，20歲的德國姑娘海珮春，在朋友家的聚會上認識了中國人關(guān)愚謙，當時尚在漢堡大學就讀。兩人開始交往，他教她英文，她教他德語。通過關(guān)愚謙的開朗性格和苦干，海珮春產(chǎn)生了對中國的興趣，入大學后，把漢學選為自己的專業(yè)，不僅練出一口地道流利的漢語，還關(guān)注中國從文學，歷史，到音樂、繪畫、建筑藝術(shù)的一切。關(guān)愚謙則以刻苦學習的精神，在短期內(nèi)掌握了德語，沉醉于德國的文化，兩人相互做學生，當老師。感情日益加深。 海珮春決定要跟這個人過一輩子。但當時她的父母不同意：“我們非常喜歡這個人，但他是遠從紅色中國來的，你怎能和他做朋友？”按照德國的法律，孩子到21歲就完全獨立了。在21歲生日的那天早上，海珮春拿了一個箱子跟爸爸、媽媽說：“再見，我現(xiàn)在獨立了，決定搬到漢堡去，我要跟這個中國人在一塊兒。” 父母聽說她的決定都要暈倒了，但下定決心的海珮春當天就搬到了漢堡，還給關(guān)愚謙打了個電話說：“我現(xiàn)在獨立了，我要跟你在一起�！彪m然喜歡海珮春，但關(guān)愚謙當時并不支持她這種魯莽的做法。他責備海珮春不該如此對待父母，第二天開車把她送回了家。海珮春的父母很感激關(guān)愚謙，并且由此接受了他。 海珮春慧眼識珠，關(guān)愚謙并不是一個普通的中國人。他出身于名門大家，在上海長大，在北京工作，知識淵博，視野開闊，寫得一手好文章，藝術(shù)體育也樣樣熟悉，能彈鋼琴，拉小提琴。他不僅英語嫻熟，而且是俄文的科班，曾在財政部為蘇聯(lián)專家當翻譯，為國家領(lǐng)導(dǎo)人鄧小平、陳云、薄一波等人做過口譯。他曾在青�！傲鞣拧保ǚ从視r被打成為“中右分子”），后因文革動亂而出走，來到德國時身無分文，還在碼頭打過工。但他憑著深厚的學術(shù)功力，在漢堡大學一邊讀書，一邊教授漢學。1976年，完成博士論文，取得博士頭銜，獲得漢堡大學終身教職。海珮春等了他七年，1977年才與他喜結(jié)連理。漢堡中國語言文學系全體師生為他們在大學俱樂部舉行了二百多人參加的婚禮。 1981年，海珮春隨夫前往中國探望公公關(guān)錫斌（1896-1995，又名管易文，國務(wù)院參事室副主任），也會見了丈夫的姐姐關(guān)敏謙（時任全國婦聯(lián)國際部長）、哥哥關(guān)迪謙(當時的北京記協(xié)主席)，從此進入了一個三代同堂有幾十口人的中國式大家庭。這個家庭既傳統(tǒng)又開放。海珮春對中國風俗、民情的了解日益加深，對中餐、茶藝茶道也發(fā)生了興趣，能燒地道的中國菜。她后來在南京和成都中醫(yī)學院攻讀中醫(yī)，學會針灸，并且在漢堡獲得正式行醫(yī)執(zhí)照。海珮春如此感悟說：“我覺得中國文化理念，對西方人來說是非常值得學習的。”就這樣，海珮春由一個對中國所知甚少的德國少女成為一個中國通，也是中國家庭里公認的好媳婦。她以一雙客觀、善意的眼睛，好奇地觀察和研究這個中國家庭以及中國的一切，逐漸融入了這個家庭和這個國家。 海珮春與丈夫幾十年相濡以沫，幾十次到過中國，甚至“在上海買了房子，每年大約有一半時間都在中國度過�！彼钌畹亓私庵袊�、中國家庭和中國文化，看到了中國的飛速變化。海珮春曾對我說，現(xiàn)在中國發(fā)生了很多變化，幾十年前她和丈夫到中國，帶了很多箱的禮物送人，而現(xiàn)在他們到中國來，每人只帶一個小箱子，反倒是從中國回德國的時候，箱子總是塞得滿滿的。 她的經(jīng)歷和感受太豐富了，她要把這一切寫出來與德國人分享。幾年辛苦，2004年她出版了德文書Meine chinesischeFamilie，dreißig Jahre Wandel inChina,意為《我的中國家，30年的中國巨變》，在德國廣受好評。她深受鼓舞，又繼續(xù)搜集材料，加以擴充，進一步用中文寫出《德國媳婦中國家》，2010年出版。全書分為德國媳婦，中國家，國在變、家也在變，三個部分。300多頁，共24萬字。
《德國媳婦中國家》好評如潮 三聯(lián)書店總編輯李昕收到海珮春的書稿，一口氣讀完，頓感一股鮮活清新的氣息撲面而來，作者獨具的才情和書稿的鮮明特色使他拍案叫絕，迅速回復(fù)“大作已拜讀，總的印象是:一個字，好；兩個字，很好；三個字，好極了”。該書一下就印了一萬五千冊，在香港、北京舉辦了盛大的新書發(fā)布會。上海《新民晚報》，以及《歐洲新報》都進行連載。海珮春還在香港尖沙咀商務(wù)印書館演講廳，上海圖書館，安徽大學、銀川大學、暨南大學等高等學府進行了演講；在青島網(wǎng)絡(luò)電視臺與河北電視臺讀書節(jié)目也接受了訪談。丈夫關(guān)教授一向唱主角，而在這些活動中成了配角，但他為妻子而驕傲。該書受到了廣泛的歡迎和關(guān)注。用“德國媳婦中國家”這個詞“谷歌”一下，就能搜出十多萬條信息，“百度”一下更多。 看看普通讀者的反應(yīng)吧！浙江嘉興吉水小學的俞偉娟老師在博客上發(fā)文：《德國媳婦中國家》讀后感。她認為，這是一本奇妙的書，“從一滴水可以窺見大千世界�；蛟S就是因為丈夫、媳婦和家庭這三個要素都‘非同一般’，這本書便得以用一個特殊家庭幾十年的變化折射出一個特殊時代的社會變遷和精神變遷。通過描寫關(guān)家三代人的生活道路，清晰、深入地反映了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的心靈史。盡管書中講述的只是一些夫妻、父子、兄弟姐妹間的瑣事，但作者娓娓道來，故事仍然很抓人，讓你時而為主人公的命運牽腸掛肚，時而為書中的趣聞樂事報以會心的微笑，讀后掩卷遐思，竟是強烈的震撼和深深的感動。” 再看看名家是怎樣點評的吧！ 著名作家，前文化部長王蒙稱贊說：“她像講述家長里短一樣地講述著中國、德國、二十與二十一世紀。她毫不預(yù)設(shè)立場與觀念地、絕對客觀地講出了如此動情的滄桑故事。她參與了這樣多、這樣深的政治事件，成為如此地翻天覆地的歷史的見證。也許這只不過是愛情，只不過是平常的人性，只不過是正常的喜怒哀樂，只不過是一個女性的非常個人的生活經(jīng)歷。有這樣的經(jīng)歷，分享這樣的經(jīng)歷，我們有一種終于長出了一口氣的感覺�！� 中國作協(xié)主席鐵凝這樣評論：“一雙‘德國媳婦’的眼睛，誠懇、善意地觀察并眷顧著她的中國家。通篇客觀、率直又不乏幽默的語言，講述著兩種文化的相遇、試探、碰撞與融匯。這是她的個人命運與一個中國大家庭復(fù)雜、跌宕的傳奇，這傳奇從細小之處出發(fā)，卻折射出當代中國社會跨越世紀的變遷，中國幾代知識分子的精神面目。作者不帶偏見的明澄之心，以及樸素、豐滿的活潑描繪，使她的故事飽含可以觸摸的有溫度的生活質(zhì)感，亦呈現(xiàn)出別樣的歷史價值。” 著名作家，國務(wù)院參事馮驥才寫道：“一些學者警告我們，未來的世界將要因文明的不同發(fā)生沖突乃至對決，本書的一對主人公卻用相互的愛否決了這種可怕的預(yù)言。就像音樂是超語言的，愛是超文化的嗎？這是通過一種明智的努力，還是緣自愛的本身才達到的？這個太難的問題，我的朋友珮春會很輕松并微笑著回答你。”
專家學者們也加入了評論的行列。2015年10月28日，廣州暨南大學海外華文文學與華語傳媒研究中心專門舉行了“《德國媳婦中國家》與華文文學的邊界研討會”。 專門探討《德國媳婦中國家》的學術(shù)論文也涌現(xiàn)出來。如遼寧大學的姜丹在《學理論》2014年第11期發(fā)表了論文“從跨文化視角解讀中德文化差異——以德國媳婦中國家》為例”，評價說這本書展現(xiàn)了中德文化在家庭觀念、愛情觀念、等級觀念等方面的差異。為我們了解文化差異提供了很好的視角。接著姜丹用荷蘭學者霍夫斯泰德（Geert Hofstede），提出的文化維度理論，從5個跨文化維度來闡述中德文化差異。1，個體主義與集體主義，中國與德國相比更傾向于集體主義，“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海珮春書中寫道“我們住在德國，但是我總感覺到，愚謙的心永遠懸在中國，他時時刻刻希望給中國多做點事，希望中國脫離貧困，為什么他不能夠多集中一些心思來改善我們在漢堡的生活呢？”2，權(quán)力距離，這是指一個社會中的人群對權(quán)力分配不平等這一事實的接受程度，中國被封建社會統(tǒng)治了幾千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觀念根深蒂固，傳統(tǒng)的等級觀念強調(diào)，在家尊重父母，在單位尊重領(lǐng)導(dǎo)，因此權(quán)力距離感更高一些。如在關(guān)先生的大家族里，小字輩都要聽命于長者，只有海珮春這個外國媳婦敢“頂嘴”，說出自己的看法。3不確定性規(guī)避，這是對于不確定性和含糊性的容忍程度，德國人說話直率，中國人更傾向于模糊地表達自己的想法。4事業(yè)成功與生活質(zhì)量。海珮春在書中寫道：“我發(fā)現(xiàn)這個民族的確非常勤勞敬業(yè)，努力鉆研，愿意吃苦，和我們德國人有相像之處。這也是中國在這么短短幾十年能夠如此快速發(fā)展的原因之一吧！”但如今，德國這個追求事業(yè)成功追求物質(zhì)主義的國家愈來愈重視家庭和個人的生活質(zhì)量，這就值得我們反思。5長期-短期導(dǎo)向，即對傳統(tǒng)的重視程度。長期導(dǎo)向的文化，看重傳統(tǒng)；短期導(dǎo)向的文化，看重眼前利益，做事追求立竿見影的效果。海珮春即察覺到中國人對傳統(tǒng)的重視。專家學者的評論使我們耳目一新，更進一步加深了對這本書的了解。
為中德文化交流做貢獻的海珮春 海珮春總是驚訝于中國的快速變化。每隔一段時間夫婦兩個沒回中國，再來就要揉揉眼睛，因為無論哪個城市里，高樓都長得太快，路修得太快�？墒�，她對中國的評價并不是一味地贊揚，她懷念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北京那些像迷宮一樣四通八達的胡同，擠著幾戶人家的四合院，懷念那些清脆的自行車鈴聲�？墒乾F(xiàn)在的北京樓太高了，車太多了，她幽默地批評：“這個城市就像是專門為開車的人建的，過馬路簡直就像自殺。站在長安街的一側(cè)不知怎么能到對面去�！币虼�，在書中專門有一章“CHINA，拆哪！CHINA，拆哪！”，批評中國。她解釋說，因為愛，所以才有批評。 《德國媳婦中國家》書中“第一次被約寫書”的敘述也很精彩。1980年法蘭克福書展上，關(guān)愚謙瀏覽了德國大出版社科爾哈默（Kohlhammer）的展臺，這里陳列著幾十種各國文化旅游指南，唯獨沒有發(fā)現(xiàn)介紹中國的指南。于是他毛遂自薦，并說夫人是德國漢學家，可以聯(lián)手寫作。出版社經(jīng)過考察后，與他們簽訂了合同。海珮春雖然文學功底不錯，但從未寫過書，在關(guān)愚謙的動員下，兩人開始了合作。他們走遍中國各地，搜集大量資料，親自查看古跡名勝，用三年時間，寫出了厚達850多頁的《中國文化及名勝指南》（China，Kunst-und Reiseführer）。當時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剛剛打開國門，西方人迫切需要了解中國，這本書的出版正當其時，幾年內(nèi)就印了三版，而且引起歐美國家的重視，又出了英文版和意大利文版。海珮春非常高興地說，“我們做了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把中國的文化介紹到歐洲來”，“凡是到中國去旅行的人，都會人手一冊，我們會在德國成為小有名氣的作家”。 出于謙虛，海珮春在書中沒有多講出書的事。事實上，《中國文化及名勝指南》這本書一炮打響，鼓勵著海珮春和夫君再接再厲，聯(lián)手寫出了更多的作品。迄今已出版8部書籍，從方方面面介紹中國，其中包括《香港澳門文化旅游指南》。最有意思的是Die Langnasen,was die Chinesen über unsdenken ，中文意為《大鼻子——中國人眼里的德國人》，通過對120位兩國各界人士的采訪，以生動有趣的實例剖析了兩國在文化上的差異，關(guān)愚謙夫婦的朋友、德國前總理施密特看到書稿大加贊揚，主動為此書寫了序言。 海珮春本人單獨完成了3本書，除了《德國媳婦中國家》和德文《我的中國家》以外，她還寫了Chinesisch fürAnfanger，直譯《初學者的中文》，聽書名像中文課本，其實是一部小說，描寫德國女記者尼娜在中國的奇遇。海珮春還積極參加了《魯迅選集》的德譯工作。 海珮春不光寫作，還做了很多實事，為中德文化交流搭橋獻策。當年組織“歐華學會”，她全力輔助關(guān)愚謙，堪稱幕后英雄。他們在漢堡的家已經(jīng)成為中國文化人在德國聚會的一個中心，接待過許多中國各界代表團和著名人士，如鋼琴家郎朗、牛牛及他們的父母，畫家劉海粟、黃永玉、鄧林、陳家泠、陳鶴良等，作家王蒙、劉賓雁、白樺、王安憶、古華等，都曾是她家的座上客。海珮春和丈夫一起不遺余力地向西方傳播中國文化。用她自己的話說， “我心里常常笑話自己，我已經(jīng)由‘關(guān)愚謙的奴隸’變成了‘中國的奴隸’。幾乎從早到晚，都是圍繞著中國轉(zhuǎn)�！钡龢吩谄渲�，甘之如飴。 讀了海珮春的書，了解到她的事跡，我開始考慮海珮春在中外交流史上的定位。據(jù)我所知，在中外交流史上有幾位杰出的外國婦女做出了貢獻。例如： 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1885-1970）曾多次造訪中國，寫下不少作品，毛澤東關(guān)于“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論斷就是在她的采訪中發(fā)表的。 美國新聞記者艾格尼絲•史沫萊特（Agenes Smedley，1890-1950）在中國戰(zhàn)斗生活了十三個年頭，她是第一個向全世界揭露日本侵華事實的記者，并用英文寫出了朱德傳，定名為《偉大的道路》。她和斯特朗以及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的作者）一起被譽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3S（三人姓氏均以S開頭）。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賽珍珠（PearlS.Buck 1892-1973）在美國出生，很小就隨著傳教士父母來到中國，對中國文化有一定了解，后來寫下了《大地》等描寫中國近代社會生活的英文作品，對東西方人民的相互了解做出自己的貢獻。 德國友好人士王安娜（Anna Wang，1907-1990）曾在中國度過20個春秋，回德國后寫下了德文回憶錄《中國——我的第二故鄉(xiāng)》，敘述了抗戰(zhàn)期間她與中國人民同甘苦，共命運的經(jīng)歷。 海珮春在為中外交流方面所做的貢獻，可以與這幾位著名的外國婦女比肩而立，而且只有她用中文寫出了自己的書。事實上，海珮春是德國成千上萬作家、乃至漢學家中唯一的一位用中文創(chuàng)作出作品的人。一個外國人用中文寫作，要下多大的功夫，來學習中國語言和文化啊！長達40年的持之以恒，一個難以跨越的語言、文化障礙，終于被她逾越了，她的毅力和她的事跡一樣，永遠令我們敬佩。
補白，中西文化的差異和碰撞舉例 在安徽大學的演講中，海珮春女士舉例說： 德國人跟中國人的文化差別很大。我覺得中國人太客氣了。有一次在家里請客人吃飯，我整整忙活了一天，做了一桌子的菜。晚上來了很多中國客人，他（均指關(guān)愚謙教授）居然說：“對不起，今天沒菜�！蔽液苌鷼猓驗樽郎厦髅饔�15道菜，他竟說沒菜！他和我解釋說中國人就是這樣客氣，我很不能理解。 除此之外，中國人性格比較隨意，不會錙銖必較，而德國人就非常嚴謹。有一次，我們家需要一個書架，因為請別人做比較貴，所以他就自己動手。很快就做好了一個，但是搖搖晃晃很不穩(wěn)固。我的一個德國朋友來家里做客時告誡我們這個書架太危險了，而且制作很不科學。于是他便拆了書架，德規(guī)德矩、目測尺量，事先畫好圖紙，重新做了一個。這般嚴謹?shù)膽B(tài)度做好的書架非常結(jié)實，扔一個炸彈，房子沒了可能書架還在。 德國和中國還有一點明顯的區(qū)別在于德國非常注重法律。比如德國的法律規(guī)定：行人隨便過馬路、亂闖紅燈，一旦被撞，個人將承擔一切責任，與司機無關(guān)。同時德國的法律也不允許隨便超車等等，德國人很注意遵守。 關(guān)愚謙教授說， 我想就“德國人的嚴謹”這一話題補充兩個例子。我們倆曾經(jīng)一起寫過一本書，叫《中國文化指南》。在書中我們要介紹國內(nèi)一些重要的文化符號，包括天安門前的人民英雄紀念碑。碑上鑲嵌著諸多浮雕，最后一塊浮雕雕刻的是“勝利渡長江”。在書中介紹這塊浮雕時我們不確定解放軍拿的是什么槍，我說隨便寫個“槍”字就好，她堅決不同意。讓我寫信給我的外甥專門去天安門前看個究竟，幾經(jīng)折騰最后終于確定是卡賓槍，她就非常開心地寫進書中。 還有一次，我們書中的內(nèi)容涉及到浙江的靈隱寺，靈隱寺的大雄寶殿里有尊高大的阿彌陀佛木雕。她讓我親自去查一查這尊佛的高度，之后我從三本中文書內(nèi)查到了三個高度。她并不滿意，覺得數(shù)據(jù)不夠準確，不能寫到書里。我聽了很惱火，難道讓我找人去實地量一量？覺得不可思議。后來她自己便固執(zhí)地去德國國家圖書館查閱資料，最后終于查到，這尊佛確實有三個高度：佛身的高度，佛身加蓮花座的高度，佛身、蓮花座和臺基的總高度。她非常滿意地將這些結(jié)果準確而詳盡地記在了書中。我對老婆做事情的嚴謹非常佩服，但有時又覺得過于啰嗦了。這也成為這個民族區(qū)別于其他民族最顯著的標志。（高關(guān)中）
用中文寫書 為中德搭橋——德國漢學家海珮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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